技术政治，是把技术作为约束条件的政治。

2.1本源价值链
前面说过，商业价值来源于消费者对技术的差异化理解，并通过无差别的工业设计实践来表达。这么看来，应该将商业价值作为独立的中间元素，与技术和差异化理解一起，共同构成技术政治的核心动力框架。工业设计和商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是表达和被表达的关系。就技术和社会的关系看，现在的情况是“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依赖该技术的产品已经商品化），它对外部的社会就不再那么敏感，这时，反而是技术革新促进了社会进步”。因此，用“技术->商业价值->差异化需求”的链式关系来表示现实的“技术推动力”状态，是合理的。这个链式关系的另外一个更通俗的名词，就是价值链。需要注意的是，和实际的价值链不同，这个价值链是实际的价值链的依据、本源或基本模型。实际价值链无论分多少环节，环节之间的关系多么复杂，均需满足本源价值链的基本内涵。

本源价值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设定商业价值、差异化需求和技术之间的边界。要想对这个问题有全面的和深刻认识，不得不从世界范围的文化传承来入手。

在中国的历史上，“义利之辩”一直是长期争论的问题。各家各派的看法极不一致。儒家表面是反对谈“利”的，孔子就“罕言利”，还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更是明确地把仁义与利欲截然对立起来。孔孟割裂了利和义的统一性，事实上也是失败的（有唐以来，正统的孔教没有多少人接受）。最讲利的主要是法家，其代表人物韩非子说得很清楚。他把“趋利避害”说成是人的本性，所谓“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韩非子都把义当作了“害”，失败了（历史上的法家倡导者，秦王朝的迅速败亡就是例子）。墨家是讲“利”的，他们主张“兼相爱，交相利”， 讲“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在当今中国的商业社会中，更加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墨子的思想---“兼相爱”。但是，由于儒学成为文化主体，“重义、轻利”也就成为传统文化中，表面的主流思想，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从内心不能回避利，但又受主流思想影响而羞于谈利，利和义之间没有精确的度量和合理的因果关系，从而造成了中国人普遍具有了“利义分裂型”性格，结果是人们表面上“讲道德，说仁义”、趋义避利，而内心里却是“利欲熏心”。根据前面的定义，义可以用商业价值来表达，利可以用差异化需求来表达，反映到商业活动中，必然是对商业价值的认识和追求的肤浅化，对差异化需求的表达的故意模糊化。

要想改变这个现状，必须先从认识上提高对故意模糊化的理解水平，并在方法上找到克服“故意”的办法，那时，肤浅化会自然而言地得到解决的。对故意而言，有“主观”和“客观”之分。

就“主观故意”而言，对应于现在心理学的关于人格划分的“自我、本我、超我”中的“超我”（佛罗伊德的发明）。儒家传统下的商业环境中普遍存在的“利义分裂型”病态人格和行为模式，是最典型的形式。它对商业价值的本质---技术和差异化需求之间的桥梁作用是否定的。这里，构成这个桥梁作用的基本要素是信用形式和科学态度，在由差异化需求的技术的表达的过程中，需要的是科学态度；在由技术向差异化需求的表达的过程中，需要的是信用形式。克服“利义分裂型”的办法其实  也很简单，就是同时突出对商业价值的基本要素的关注度和重要性，并在思想和实践层面严格执行它们。

信用形式，提倡的是公平、合理和无差别。具体来说：

1） 对技术的商业价值的表述必须是可以被消费者广泛接受的，既不是技术掌握
者有差别意见的强加，也不是由个别消费者的非商业地位所决定；
2） 在此基础上，对技术的商业价值的表述必须是符合普适逻辑的，并且是可以
被改进的；
3） 在此基础上，尽管有可能只有一部分消费者对沟通约定的接受程度高，但是，
不可对其他消费者有任何概念上和行动上的歧视；
科学态度，提倡的是客观、精确和无限制。具体来说：
4） 差异化需求的技术实现的表达必须是客观的，既不是消费者主观意见的强
加，也不应该过分对某些技术流派过分偏向；
5） 在此基础上，差异化需求的技术实现的表达尽量通过数学的形式，或者容易
被接受的一些模式；
6） 在此基础上，随着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必须对表达方法和相关技术等进行
持续不断的改进和优化；

我听过一个著名的笑话：“温州人崇尚大家一起发大财；浙江人崇尚我多一些，你少一些；江苏人崇尚我发财，你不发财；内地中国人崇尚宁愿我不发财，也不能让你发财”。尽管这是一个笑话，但细心的人仔细对照一下我国地域文化特点和经济特点，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个“主观故意”和商业文明的关联度是如此之大。

另外的一个例子是国美创始人黄先生创业初期的经历：当年，黄先生一开始是在内蒙古一带做生意，但激愤于“当地人之重诺轻行”，毅然去相对好的环境北京发展。这给我们一个提示，如果在商业价值的桥梁作用发挥过程中，“主观故意”难以通过上述的“信用形式”和“科学态度”得以克服，那么，可以采取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孟母三迁”。

就“客观故意”而言，对应于现在心理学的关于人格划分的“自我、本我、超我”中的“本我”，是“无道德但有判断”的“我”。最贴切的解释可以采用“非合作博弈”理论（约翰.纳什提出的“纳什均衡”的理论核心）。这个理论的关键点是：

1) 合作是对双方有利的“利己策略”；
2) 个体常常按照他愿意其他个体对他的方式来对其他个体，但只有其他个体也
按同样方式行事才行；
3) 在现实中，非合作的情况要比合作情况普遍；（这与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的欲
望快速膨胀和空间相对不足有关。在文化落后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更普遍）

从以上3个关键点中我们可以深刻领悟司空见惯的经济、社会、政治、国防、管理和日常生活中的博弈现象（如价格战、军奋竞赛、污染等等）背后的“看不见的手”。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透明”。具体来说：

1）认识上，共同价值的出发点是对自己有利，实现对自己之利的结果，又不得不通过实现共同价值来达成，困难只是“个体常常按照他愿意其他个体对他的方式来对其他个体，但只有其他个体也按同样方式行事才行”引发的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的缺失；
2）行动上，将对实现共同价值、自我价值有意义的信息进行分类，将只对共同价值有关的信息无保留地向外传递；将只对自我价值有关的信息严格保密；将对二者均有关系的信息，按照“了解”和“信任”之不同目的进行不同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