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The Chinese Intelligence Capital Investment Decision
ZHANG Xiang-Qia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HuaQiao University, FujianQuanzhou,362011,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define the intelligence capital function, it point out the intelligence capital to have the material, the spirit, policy function etc. it set up the molds to analysi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 individual intelligence capital investment policy, and fi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ust according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investment hobby, individual actual condition, the government subsidize lead the various investment on the intelligence capital.
Key words: intelligence capital；investment decision; subsidize; best of all
一 引言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最关键的因素。  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表明关键必须依靠掌握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包括体力和脑力）是与物质资本相对而言，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和技能及劳动者身体心理素质，而这种资本能在生产中实现其价值增值，即可以带来剩余价值。最早从事人力资本模型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明塞尔(Jacob Mincer)，他提出《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1957) ［1］和《在职培训：成本、收益和意义》(1962) ［2］等，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Schultz,Theodore W.)和G.S.贝克尔(Becker, Gary S.)提出：“以人为本”理论，从经济学角度揭示了人力资本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后E.丹尼森、P.M.罗莫、R.E.Jr.卢卡斯等学者都把人力资本视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内生变量［3］。

本文探讨对象是人力资本中的智力资本，或称之为脑力资本，是指体现在人的身上的各种知识和能力，这种知识和能力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收入等。本文所指智力资本投资是指以一定的成本支出获得正规教育的机会，即在学校系统地接受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一种智力活动，是人力资本投资中最核心的部分。智力资本投资具有内在性与外在性，一方面智力资本投资直接受益者是智力资本的所有者即劳动者个人，智力资本附在人身上，是个人在长期的学习、实践中形成的，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并与所有者具有不可分离性［4］。另一方面，在当今社会，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被证实比物质资本大得多［5］，社会通过购买，可获得智力资本的使用权。关于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支出，贝克尔认为主要可分成显性成本（如学费、学习用品等）和隐形成本（如学习期间所损失的收入）［6］。在我国农村及大多数的城镇，特别是对于学龄青少年收入低、就业机会少等原因，使教育的隐形成本很小，所以智力资本投资主要表现为显性成本，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鉴于智力资本及我国国情特性，研究如何进行投资决策才能使得我国智力资本投资达到更优化，就显得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 智力资本职能再认识
对于智力资本职能的界定，不同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答案［7］，我国有学者将教育职能的两个方面个性发展职能和个体社会化职能［8］，本文从物质、精神、政策等其他方面进行重新认识智力资本的职能。

1 物质职能
智力资本的物质职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社会生产提供了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二是智力资本拥有者获得直接物质收益。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通过教育和培训所获得的专业化的智力资本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智力资本决定着物质资本的有效利用，充分挖掘人的潜力，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他各种资源的使用效益，使得用较少的劳动耗费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社会产品，以满足社会需要。二战后韩国、新加坡采取“教育拉动型”成功发展战略经验，舒尔茨对美国研究得出智力资本投资是加快美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5］，这些对我国都是重要启示。我国人口众多，资源资金紧张，工业已有一定基础，通过发展教育积累更多的智力资本，是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同时，与其他生产要素不同的是，人是智力资本的载体，智力资本作用于人的行为，使人通过有意识的物质生产活动，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作用于自然、社会和经济活动，从而获得物质财富，主要包括劳动者工资、福利收入等物质收  益。

2 精神职能
智力资本的精神职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科学文化等精神财富。二是智力资本的拥有者为自己创造了享受精神财富的条件。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提高全人类的知识存量，促进人类进行文化交流、批判、融合、创造与更新，从而为社会提供众多的作品，使得人类所具有的智力、知识、能力、技术等的全面提高，主要表现在教育提高了人口质量，提高了民族素质、国家素质、全人类的素质。智力资本投资使人类精神财富得以延续、传递、传播和发展。同时，智力资本对陶冶个人的品格、驯化道德、增强学习能力、达到教化功能有重要作用。我国古人就认识到“修道之谓教”(《中庸》) ［9］“以善先人之谓教”(《荀子·修身》)［10］等。西方中世纪以来认为作为智力资本实现途径教育在传播道德思想，在人类实现崇尚自我、自我肯定、自我完善、自我设计起到重要作用。智力资本投资对个人精神职能具体体现：使个人的知识、技能、道德、素质等不断得到发展和提高，从而使个人在精神和心理满足、社会地位提高、恋爱婚姻等方面获得更大的优势等。因此，智力资本投资，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品味，使人类向更完美、更幸福的方向发展。

3 政策及其他职能
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促进人口的更加合理流动，人口流动是指城乡间、地区间的人力资源流动。当个人预计迁移后的收益与迁移前的收益之间的净值大于他预期的迁移成本时，迁移就会发生。人口流动是生产要素追求最优配置的必然反映，增加了流动者接受和掌握信息，提高劳动者适应社会的能力，人口迁移为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劳动力。在我国智力资本投资还有利推迟生育年龄职能，协调人口性别比等。如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4年大学毕业后年龄23岁，由于住房等经济压力，使得工作约7年后结婚生育，即30岁，两代30岁生育人等于三代20岁即结婚生育的人，可以少生一代人，大大减轻人口增长压力。调查也发现高学历人对子女性别刻意选择比低学历的人要低，这对我国改善性别比而言也是一件好事。智力资本还有其他一些相关职能，这里不一一分析。

三 模型分析
智力资本投资主体主要有政府、企业和个人，各类主体投资的动机是有差异的。本文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智力资本投资主体：政府与个人(企业投资可由推论得)，同时只考虑显性成本，那么智力资本投资在我国主要体现为义务教育投资与非义务教育投资。义务教育直接效益不明显（政府领导在一定任期内，教育直接成效不明显，使得不少领导不愿意进行智力投资），因此地方政府往往对义务教育投入相对较少，若没有中央政府干预，这种产品供给将远低于帕累托最优水平 (帕累托最优水平定义见参考文献［11］等观点)。

1 中央与地方政府智力资本投资的模型及其分析
1.1 模型分析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政府逐渐成为智力资本最重要的投资主体，我国实行的中小学阶段的义务教育就是政府对智力资本实施的基础性投资。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义务教育经费支出也不一，目前通行办法是：地方政府筹集部分经费，中央政府再给予教育补贴，以弥补不断发展及提高义务教育支出水平需要。作为中央政府，其目标是在满足既定的建设规划又受财力限制条件的情况下，给予地方的补贴最小化。在补贴数额最小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经济约束是使地方义务教育支出水平至少是γ。为了便于分析，采用两种商品社会效用函数来描述：Y代表一种其他商品，X代表义务教育商品(本文将教育视为一种有价劳务商品)，并假设  两种用品都具有单位价格。β表示每个地方义务教育投资偏好特征的参数(0<β<1)。地方效用函数可以写成下列一般形式：

U=(1-β)lnY+βlnX
在没有中央政府教育补贴的情况下，地方预算约束可以写成：
X+Y=I（I为地方可支出总量）
为了便于简化分析，假定I在整个研究时期是常数，每个地方所面临的问题可以用公式表述如下：
Max[(1-β)lnY+βlnX]
满足条件X+Y=I，利用拉格朗日方法，可以推导出下列需求方程组：
X=βI      Y=(1-β)I
这就是在没有中央政府教育补贴的情况下，地方在各种物品上所选择的支出水平。

中央政府教育补贴可采用配合补贴与一次性总额补贴两种方法。配合补贴等同于地方的义务教育的支出价格降低，而一次性补贴等同于地方获得的收入增加。根据消费者行为理论，只要替代效应不为0，那么，配合补贴既有收入效应，又具有替代效应，比纯粹的一次性总额补贴使地方义务教育支出水平提高得还要多。这个问题，可通过图1来描述。

为了进一步考察居民户数对他们所愿意投资教育总量的影响，我们进一步假设居民具有相同的支出水平M，纳什均衡下各户居民愿意教育支出。
纳什均衡反应函数为：yi*=βMi-(1-β)     (i=1,2,...,n)
yi*=βM/[n(1-β)+β]
纳什均衡总供给为：Y*=nβM/[n(1-β)+β]

2.2 结果分析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非义务教育如果完全采用居民自愿供给的方式，其总数量将明显小于帕累托最优。第二、随着居民户数的增加，各户自愿承担的非义务教育资金不断减少。教育资金筹集必然出现非帕累托最优问题，主要是由于居民在提供资金时，往往从个人理性出发，忽视此类物品的公共性。由于各户居民收入水平悬殊，如果地方在资金筹集时强行按户平均分摊的话，强迫所有居民消费相同水平教育，不仅有些低收入户不堪重负，而且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也是无效率的。非义务教育投资如我国高职教育，其收费有似于此，高职教育的成本基本上由学生负担，高职学习年限3年与本科教育仅差一年，而且高职收费比普通本科学高得多，显然是不合理的，建议学习美欧高职教育年限压缩至2或1.5-1年，降低高职学费加上其他配套措施。但如果所有非义务教育改由各户按各自具体情况自愿分担，则私人的自愿供给不可避免将低于帕累托最优水平。比较可行的办法是，首先根据地区收入水平确定居民自筹资金总量，加上政府补贴然后根据由受教育人通过学费分担，对于特别困难的居民，政府可以通过国家资助、鼓励社会捐助或现在通行的金融机构助学贷款进行有效解决。

四 推论与总结
企业也是智力资本投资主体之一，但投资范围比较小，主要是集中在专业技能教育投资和在职培训投资等领域。因为这种形式的投资，所获得的智力资本更能满足企业的实际需要，企业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动机为了获取利润最大化，即通过智力资本投资，获取部分智力资本所有权派生出的使用权，最后求得利润最大化，所以企业投资是按需进行的，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投资风险，但却难以消除被投资者可能违约风险，企业智力资本投资受益者为企业及员工，为此不少企业在智力资本投资时由企业及员工共同承担经费，这就类似中央与地方智力资本投资决策，如：企业可以对员工培训进行补贴，鼓励员工进行继续教育。当然，为了规避或减少违约风险，企业还可以在投资前并与被投资者达成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减少不必要的智力资本的流失，保持员工队伍相对稳定性，保证智力资本投资能带来预期收益。通常，政府、企业与个人还进行保健投资，政府进行公务员在职培训，政府鼓励农民工学习劳动技能等，这些都可以借鉴上述智力资本投资决策模型。

总之，从目前世界主要国家物力资本投资与智力资本投资的比例看，中国是12：1，韩国是8：1，美国是3：1，可见，我国对智力资本的投资支出，远远低于各国平均数［12］。我国要变人口大国为人才强国，必须加大智力资本投入，不断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长期以来，我国的智力资本投资不足，重要原因是该类投资基本上属于政府行为，因此资金来源面小，投入严重不足，可以借鉴本文分析原理，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措施，采用政府财政补贴等  经济手段，用相对较少的资金，积极鼓励和促进整个社会智力资本投资，大力吸收企业、民间、国外资本，调动各方面投资办学积极性，引导资本投向政府希望发展的教育领域，形成以国家办学为主体，多种力量共同参与的教育投资体制，最终使政府和相关智力资本投资者都获得较高的经济和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