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点管理软件>管理资料>中国式管理引发争鸣 收藏此页
11月9日,科技智囊杂志社精心举办了“中国式管理”智囊沙龙,来自咨询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了热烈、深入的讨论,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家由于时间方面的原因,不能到现场一起参加讨论,他们特为本次沙龙撰文发表他们的观点,应该说,咨询界长于理论分析和模式总结,企业家长于实践,正是这种场内与场外的互动,理论和实践的碰撞,才使我们对中国式管理的探讨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在此我们刊登其中部分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场内嘉宾
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副理事长 胡新欣

   华嘉机构总裁 易建湘

   美世咨询有限公司大中国区总裁 郭鑫

   清华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教授 王以华

   和君创业管理咨询公司执行董事长 李肃

   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 赵晓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总裁 王璞

   北京多星企业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 黄启珠

   和君创业管理咨询公司高级顾问 吕朴

场外嘉宾
柯达公司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主席 叶莺

   正泰集团董事长 南存辉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 徐少春

   新浪CEO兼总裁 汪延

   零点集团董事长 袁岳

   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 朱伟

   荣昌制药董事长 王威东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助理 窦皓

   英国Nimbus公司中国区总裁 杜豪

   旗星智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民

   国富创新管理咨询公司执行董事 李建立

   任我行软件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邝宁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张之雄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 任勇¬

   朴智管理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副总裁 罗畅

场内篇
管理体系应该像一棵树,哲学层面是它的根。虽然很多方法我们不具备,但将来会有一个为世界所认同的中国式管理。我认为第一是东方智慧、第二是全球视野、第三是本土方案,具备这三点就可称做中国式的管理

   ——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副理事长 胡新欣

   “中国式管理”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题目、出了一个难题,可能十年八年也不一定有定论,中国式管理不是过去时,也不是将来时,而是进行时。一个很完整的体系若干年后也许就会成立。借此我谈三点看法。

   第一,管理科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企业家、专家学者及咨询界人士三方的良性互动关系。不管哪一个国家,企业管理要发展,都要有这样一个过程。超级强国一定有超级商人来支撑这个国家,中等有中等支撑,弱等有弱等的支撑。有强经济才有强企业、有强企业才有强管理,这个寄希望于中国的企业家。

   第二,教授、专家、学者是创造理论的,首先他要研究企业,才会去创造理论。我研究过大部分管理理论,都不是实践者创造的。我觉得理论家作用非常重要。但目前理论家的理论研究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相差很远,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大学里,教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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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案例都是西方的。咨询界人士起的作用非常关键,他介于理论与企业实践之间,这种距离很适合去总结中国的管理理论。

   第三,要从总体角度全面研究管理科学。管理科学可从四个层面着笔。

   第一个层面是哲学层面。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中找到很多管理思想。

   第二个层面是专业管理理论。我听有的人说:中国的企业管理有观点无理论、有理论无体系、有体系无原创。中国的教授、专家有责任去开创这些理论。

   第三个层面是企业管理的相关制度。这既不同于文化,也不同于思想。有人说20世纪管理科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发明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体制及适应这种方式的法人治理结构。恰恰是这种体系支撑了微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个层面是管理的工具、方法和手段。在这方面西方的管理学中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中国有没有?有。最有中国特色的就是大庆、鞍钢,但科学性比较差。从这四个方面看,我们有优势也有劣势。管理体系应该像一棵树,哲学层面是它的根。虽然很多方法我们不具备,可将来会有一个为世界所认同的中国式管理。我认为第一是东方智慧、第二是全球视野、第三是本土方案,具备这三点就可称做中国式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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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管理的“术”的方面,我们应注重洋为中用,以开放的心态,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在管理的“道”的方面,我们应注重古为今用,从根本问题入手,开掘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将中国的管理思想推向全世界,造福全人类

   ——华嘉机构总裁 易建湘

   非常高兴有机会参与《科技智囊》的管理沙龙活动,与大家一起研讨“中国式管理”这样一个既“现代”又“古老”、既“国际”又很“民族”的话题。

   “中国式管理”,从这个命题看,“管理”是主语,“中国式”是定语。搞清“中国式管理”,我们首先要清晰地界定管理的层次和对象,然后找到“中国式”在其中的自然位置和自然定位,同时使管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民族振兴、人类进步。

   首先,第一个问题,管理的层次。

   我认为,管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管理思想、管理方法与工具、管理实践。这其中,管理方法与工具是没有国界、没有时限的,古今中外可以相互借鉴、学习,只要能解决实际问题,与自身需求相匹配、管用就好;管理实践,大多数人认为管理是近现代西方工业经济文明的产物,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实质上,管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自从有了人、有了人类社会,它就伴随在我们左右,管理也不局限于经济活动,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对自身无不渗透着管理行为;管理思想,这是管理中最具含金量的部分,它对管理起着主导作用,反映管理主体的个性与价值取向。

   “中国式管理”,其实谈的是管理思想这一层级上的问题,上升到更高层面就是管理哲学,观察世界的方式、方法,而这一管理思想的支撑体系是延续五千年一以贯之的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思想与文化是历史的沉淀、生命的延续,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绝对值得骄傲与自豪,并有责任、有义务在管理的思想与文化领域对全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第二个问题,管理的对象。

   作为管理主体而言,肯定就是人;对于管理客体,有人、有物、有资金等等。在这里,人有人性、物有物性,不能混淆无别,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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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用管物的方法管人,也不能用管人的方法管物。

   放大到全球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管物的方法是相通的,与此相对应的西方科学技术文明也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我们应虚心学习、迎头赶上。而对于管人的方法,就不能一概而论了,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特质、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特质、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特质、德国人有德国人的特质,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以西解中,还是以中解西,在实际操作层面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在日常管理中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就方法工具谈方法工具,不考虑它的应用环境、应用对象,不考虑它的应用者、应用者的发展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谈“中国式管理”是将管理放在中国这个共同的语境之中,研究中国人对管理的认识,中国人接受被人管的方式,而这一切都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不能脱离中国现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另外一个层面,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其实就是关于“人”的思想与文化,其核心点始终没有离开人与人性,始终围绕着人与人性不断进行系统性的反思和实践,因此,中国式管理将最可能超越时间界限、地域界限,解决管理中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困惑与结症。

   最后,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的落脚点还要回到中国来。综合以上的观点,在管理的术(方法工具)的方面,我们应注重洋为中用,以开放的心态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在管理的道(思想文化)的方面,我们应注重古为今用,从根本问题入手,开掘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将中国的管理思想推向全世界,造福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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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的时候陷入一种误区,一提到管理就认为是“洋”东西,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我们很多企业在管理上没有提高到那个层次、没有提高到那个境界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借口

   ——美世咨询有限公司大中国区总裁 郭鑫

   中国所谓的以人为本的管理关注的是如何与人相处,在这方面孔教对我们的影响最深。孔教的核心理念不研究人的来,也不研究人的去,研究最多的是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处理以达到和谐,这一点在其他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无法找到。

   但回过头来,管理重要的目的是使企业盈利、为他的所有相关利益群体提供服务。所以仅仅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是不够的。我们有的时候陷入一种误区,一提到管理就认为是“洋”东西,其实很大程度上这是为我们很多企业在管理上没有提高到那个层次、没有提高到那个境界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借口。

   我们具体应该做的是提高管理的效率、提高管理的有效性,那么这就涉及到如何利用西方的管理。西方在管理上有非常先进的思想,有许多我们可学的地方,绝大多数时候,以人为基础的管理在内容上与西方差别不大,差别大的是在文化、习惯、教育形式上。在不断的学习中逐渐学习并形成中国式的管理方法、模式、工具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谈中国式管理还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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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管理应该保持多样性,中国式本身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模式。在中国这个特殊时期实践并总结各种模式是当前一个任务

   ——清华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教授 王以华

   用《科技智囊》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中国式管理这个问题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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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问“我们研究什么、我们为谁研究、我们怎样去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是否存在,它既存在又不存在。什么是管理、什么是式、什么是中国,要把这三个问题先搞清楚。我们从看泰勒对管理的定义到看现在一些教科书的定义,管理的定义在百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管理的对象和管理者本身发生了变化、企业背后整个大环境发生了变化,它的经济背景、技术背景、政治背景、文化背景都发生了变化,同时企业本身也在成长。泰勒那个时代的管理是支配他人的行为,今天的管理是管理者创造一种氛围让员工做完事,心满意足,同时客户满意,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中国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会有很多过渡化的东西。式就是mode,mode给人一种感觉是成形的、成熟的东西,我们应该去探索未来的mode来突破今天的mode。中国企业这个mode过于固化反而不能前进。说到中国问题,我完全同意这两个命题: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我觉得管理首先要管的是人,人管人是大前提,要用人去调动物资等等。

   在管理当中肯定有共同的东西,但差别在哪儿?就是中国人处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发展背景不同,造成很多特殊性。中国太复杂,企业的业态太多,因此管理模式肯定是多样的。

   中国在学习西方管理的同时也在追忆传统文化,怎样在这两方面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又凭什么去超越世界,这太难了

   ——和君创业管理咨询公司执行董事长 李肃

   中国在学习西方管理的同时也在追忆传统文化,怎样在这两方面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又凭什么去超越世界,这太难了。

   说到底第一要研究哲学起源。中西方完全不一样。西方管理理论是适应工业社会管理实践的。中国古代的思想是从人本管理出发的,他不管科学命题,他只管关系。这种哲学的重新挖掘能不能适应信息社会是个深层次的问题。西方哲学到中国时会怎样同化、怎样异化、怎样磨合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第二,我们需要研究管理理念。西方最初的X理论其实是讲精细化管理,讲管理制度的。它实际上是科学的动作、科学的制度结构,把管理思维套在这个体系里按照工业体系去复制。Y理论就不一样了,随着事业部的发展、控股公司的结构,它越来越关注人的行为。

   现在我们总说中国的管理就是人本管理,其实不对,对行为的量化西方比我们科学得多、早得多。上世纪90年代公司再造理论说到底是新的思维,但按照这样的模式走到最后世界就被组织化了、被大客户组织化了,这样就会发展到一个极端。西方的管理也未必能适应未来管理,也要重新学习。日本的管理体系是在特定历史、特定地域里的一种体系,实际上是一种产业文化,这些理念都不能完全适应未来的发展。西方的技术派、定量派向人本主义管理走的时候,也是在不断调整。真正传统的东西有没有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特别是后工业时代的东西,我认为是有的,所以在管理理念上要顺着调整、适应的思路去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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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以为自己很有特点的东西一旦放到全世界去比较、参照,就会发现都很难打上中国的烙印

   ——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 赵晓

   往往一些中国文化的只言片语会变成我们的企业文化。那么什么是中国的文化?过去我们说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吃苦耐劳的。但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变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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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最懒的、最不吃苦耐劳的。现在为什么又开始吃苦耐劳了,并且要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完全是因为制度的变化。谁能说我们是最勤奋的,我们能比韩国人更勤奋吗?我们自以为自己很有特点的东西一旦放到全世界去比较、参照,就会发现都很难打上中国的烙印。中国的文化很多都是死文化、都是书本里的。中国人总是引用“死”文化来证明自己如何如何。它只是一种思想,但这种思想并没有成为中国人的思维的标准范式,也没有成为中国人的基本的理念,这些东西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很难说跟中国人有多大关系,也很难说跟中国的管理有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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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有一句话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现在我给改了改:“学会儒法道,打遍全天下”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总裁 王璞

   儒、法、道按我的理解是把古今思想都统了。这是价值观的问题,是文化理念的问题。我们中国的企业要求的是什么,儒家思想是修身养性。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是中国企业里的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的核心是一把手。法家要求我们研究制度层面的问题。法家思想是严格执法,有令必行。按制度去执行,制度决定一切,制度就是生产力,这一点在法家思想中反映很多。道家思想给我们的启发就是要懂得权变、懂得与时俱进、懂得战略要调整。我觉得中国的管理体系精华熔于一炉的就是儒、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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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输出效果去看清问题、从管理环节去找经验和原因,从机制、体制、观念上去找根源,然后针对原因和根源提出改革方案

   ——北京多星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 黄启珠

   应该真真正正地把中国的企业家、专家、学者、教授和咨询结合起来,真正把中国很多成功案例认真总结,提炼出“中国式管理”的宝贵经验。

   其实这里面也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包括方法上的创新。

   大家都知道麦肯锡的方式是先有假设,然后通过好多数据来论证这个假设,我们在实践中要暗合这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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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物质的。美国的管理系统适合人的物质性,因为有约束、因为有激励,所以才会产生效率

   ——和君创业管理咨询公司高级咨询顾问 吕朴

   讲中国文化,就要讲传统文化,中国长期是一个封建社会、是农业社会。我们现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时髦的名词——发展失衡。像经济发展与腐败泛滥、环境污染同时并存等一样,有可喜的东西,也有使人很担心的成分。市场经济发展后,我们的管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马克思曾引用黑格尔的一句话: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和我们传统的“想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完全不一样。美国很少宣扬奉献精神,他讲的是要有回报、他讲的是个性的解放,他是讲个人崇拜、个人价值,讲自己的物质需求,但这套体系就能在企业里变成一种最先进的产品、变成最高的效率,这种社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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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就能使科技成果源源不断地出现,你说这个社会好不好?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把美好变成虚伪。那时候我在工厂里,大家天天早请示晚汇报,但就是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如果计划经济再延续20年,中国就会变成一个谁都不要的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变腐朽为神奇。我们认为美国最个人化的、最腐朽的管理思想恰恰能转化为一种神奇的力量。为什么会这样?我总结:人是物质的。美国的管理系统适合人的物质性,他有他的约束、有他的激励,才能产生效率。我们的这套系统不适合人的物质性,非得把人说成是一个阶级的人、正直的、精神的人,那么人的本质的规定性与管理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必然是一种没有效率的企业。我们的坐标上起点是传统文化,但现在的发展是非稳态的,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认为是现代管理。发展失衡就意味着我们的管理缺失。

场外篇
   中西医学都讲究“对症下药”,但是“症状”往往不代表“病因”,更不能说明“病源”。相信有人一定听过以“头痛治脚”来取笑人们处理事情找不到要领。其实治疗一个有病的企业,中西医术也都可以用上。一个没病的企业,中西医学的保健原理及做法,也都能协助那个企业青春长驻,健康快乐

   ——柯达公司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主席 叶莺

   企业管理这门学科,在近几十年真可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理念已是“古今交错,东西贯穿”。尤其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更是“中外合流,洋为华用”。企业管理不仅成为支流文化(Sub-Culture),更已经是真正超越所有规则、形式及约束的艺术。《第五项修炼》的管理大师彼德•圣吉(Peter H. Senge)说过一段话:“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途径与西方文化略有不同。东方的传统文化仍然保留了以生命一体的观点来了解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奥妙宇宙的万有本源所体悟出精明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而在西方文化中,则倾向于看见由一件件事与物所组成、形成的世界。西方深信直接、简易的因果关系,不停地寻找能够解释一切问号的答案。” 其实彼德•圣吉的诠释说明了东西文化的异曲同工。他话中提到的“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宇宙的万有本源”就是因与果的关系。

   这位当代的杰出管理大师又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于管理——有目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活动行为中,有着不尽相同的表现”。这段话我是赞同的。我却不赞同有些人把“管理”说得太复杂、太高深,俨然成了“玄学”。企业管理随着当代商务、经贸、制造、生产、金融、通讯及多元服务的快速发展和变化已经得到不断的丰富与提升;新的管理理念及企业精神不断涌现。企业战略、商业模式、公司改革、流程再造、共同愿景、精益生产,等等,使人目不暇接。曾经被推崇为“世界第一CEO”的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更放弃使用“管理者”(Managers)而提出“领导者”(Leaders)的称号。使得有些人对管理的理解产生很大的混乱,企业管理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实管理真正的精髓是把复杂的简易化,高深的粗浅化,专业的大众化,贵族的平民化,使一切更接近人类自身的天性,使“以人为本”纯粹地升华。

   2005年前的《易经》里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贤人为何人?乃当今所谓的“领导者”。可大之贤人之业又为何业?乃当今所谓的“长青基业”。至于“贤人之德”就是我们一直探讨的“领导才能”。此“德”以俗眼观之,纷纷各异;以道眼观之,种种是常。东西、古今的贤人标准,自有因时因地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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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文化没有优劣,但是相互之间必有差异。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偏重于正本清源,西方则偏重于法制规律;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于集思归纳,西方则偏重于逻辑推演;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于系统思考,西方偏重于系统运作;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于个人修炼,西方则偏重于团队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鼓励循规蹈矩,西方则提倡突破创新;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推崇述而不论,西方则风行当众辩论;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以德报怨,西方干脆就以眼还眼。《大学》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个简单的词,中国人从中感悟到无穷的智慧,受用一生。这几千年来中国人奉为处事为人的经典,西方人听了后大多数感受到的是一头雾水!像这样的文化差异,在实施和接受不同管理的理念和方法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

   在企业管理中中国人比较重视原则、规矩与和谐,西方人更注意过程严密、细节完善,不在乎“伤感情”。中国人比较擅长现场协调、随机应变,西方人则坚持分工、制度及事先备好不同沙盘应对策略,一切按预定方案执行。一个让西方人十分费解的现象是,中国人在会议上不发言或没有发言不等于“同意”或“赞成”。西方人若不同意,在会上绝对不会“收声”,直到投票表决完为止。中国人愿意在一个方案的讨论和修改中形成共识,大家都有面子。西方人往往带着不同的方案进行论证,达成你中有我的方案形成共识,大家都不失面子。

   中国人写文章,过去讲究的是“起承转合”,现在写报告也西化了,先把结论和诉求开宗明义地说白了,然后再说明原委,提出例证。比如说某某北京旧城的胡同要拆,报告中更着重的是拆与再建的经费、居民的处置、城市规划中的利与弊等等,而不会花费大篇幅从元朝建都说起了。读报告的居民,有些可能觉得少了些“人之常情”,有些可能觉得直截了当更实惠。

   中西医学都讲究“对症下药”,但是“症状”往往不代表“病因”,更不能说明“病源”。相信有人一定听过以“头痛治脚”来取笑人们处理事情找不到要领。有趣的是西方管理学在精益生产中一再强调的是寻找质量问题(症状)的“Root Cause”(病源),那是提升企业生产力的最基本保证。产品的瑕疵往往不一定是发生在生产线上的问题,追本¬溯源之后,往往发现问题可能出在采购或是计划部门,甚至一些几乎常理觉得绝对不相关的因素上。“头痛治脚”的千年中医智慧,终于在摩登的现代管理学中得回一个说法。不过在治病的手段以及诊与疗的方法上,中西医还是有别的。一个病人去看西医,西医要病人自己说出不舒服及有毛病的详情,然后进行测量、化验、培养菌体、X光及内视镜检查等等之后,以服食抗菌素或以特效剂打针治疗,严重的要住院吊盐水或葡萄糖,甚至化疗开刀。而同样的病人去看中医,中医通过望、闻、问、切之后,基本可以说出病人身体的不调,然后以降火、养气、活血、化瘀、解毒等等不同的处方医疗。病情严重的,有必要请出太医级的祖传秘方,方能见效。

   我不懂中医的博大,也无知于西医的深奥,但是我是一个好病人,中医西医我都看,中药西药我都吃。其实治疗一个有病的企业,中西医术也都可以用上。一个没病的企业,中西医学的保健原理及做法,也都能协助那个企业青春长驻,健康快乐。随着中国不断地开放及经济的全球化,中国的企业管理也不断地学习和吸收西方管理的经验与实用。西方管理学者及大师们也正在潜心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不断丰富西方的企业管理。在企业的管理中,中国和西方同是地球村的村民,我们拥有和面对的是更多的相同,而存留的是某些相异。然后经过尊重和融合,必能形成互助。不同的文化应该协和共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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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案齐眉,相敬交融,互补短长。这种健康的交配成长,多年后,必定会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但又能行之于世的“中国的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

   中医把医生分为上工和下工。在此且不谈下工,《金匮要医方论》说:“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这是当然。但是万一病了呢?就中还是求西呢?我们公司在上海有位元老级的员工,他叫小寿,我们都喜欢坐他开的车子,因为他敬业热心,永远不迟到,不误事。最近他病了,不能开车,他患的是腰椎盘突出,再加上他一直有胃病,所以他总是忍痛工作。我们去探病的时候许多人劝他应该开刀动手术,他死活都不干,坚持服中药调理。两星期前他回来上班了,我问他是不是好了,他说:“有改善,可以对付一阵子。”我又问他为什么不开刀干脆解决腰椎盘突出的毛病,他回答:“开刀是要见血的,见血的事必有危险,而且,开刀是绝对‘伤元气’的,使不得!”

   小寿的话让我联想到当下有多少企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洪流中沉浮挣扎;在新的工业革命中,因为不愿“伤元气”而日夜“忍痛对付”着。没错,变革是要见血的。难道不变革,就能不见血吗?能存活吗?如果一个人患了慢性扩散的肿瘤或是急性的盲肠炎,是应该用中药调理,还是西医开刀呢?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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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别。适合的,即便看上去不那么“现代”,也应该采取;不适合的,即便多么先进,也要视情况而定。对西方好的东西要学习;对传统的东西要总结继承,要有创新;在企业管理中要立足实际,不要被任何成型的模式套牢

   ——正泰集团董事长 南存辉

   什么是中国式管理?我的理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一种管理方式。

   大家对汉代刘邦与韩信关于将帅的对话一定耳熟能详。这个故事说明,“善将将”者才是帅才。正泰成长于温州这块中国民营经济的繁荣区域,自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当正泰走出国门的时候,我们又对现代管理理念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有许多东西值得后人去认识、去总结和提高。许多学者有许多思想,提出了一些做事的办法,都非常好。像我们这一代正在实践中的企业,如何把传统的、实际的东西拿来用,的确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当我们的企业很小的时候,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根本没有什么理论来指导非公有制经济如何发展,那时民营经济还不被社会所承认。在日常管理中,只要能够有机会看到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就拿来试试看。再者,我们有传统的行为规则,比如中国的诚信美德在温州乡间尤其突出。我们的想法是,依靠中国的优良传统,再加上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先干了再说,错了可以再来。

   世界上没有任何成型的管理模式可以直接拿来运用,管理一旦成为模式就成为了过去,只是经验之谈,企业每天都处在变化的市场中,作为管理者要与企业自身结合,借鉴别人成功的经验,找出适合自己的管理方法。在管理中没有好与不好,只有适合与不适合。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能够推动发展才是对的。管理中没有固定的所谓的好模式。

   在目前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定环境下,在管理中都要牢牢把握住三点:一是听党和国家的。在全球的视野下,中央提出了许多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这是我们党集中了许多学者的智慧的结晶,是科学的。二是看欧美的。他们的今天可能就是中国企业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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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他们的制度、规定的订立相当于给中国的企业在探路。对于西方优秀企业发射出的先进管理理念的信号积极地接收。有分析有结合地在自己的企业中尝试,形成自己的管理方法。三是干自己的。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在管理上不能够东拼西凑,更不能崇洋媚外,对于企业出现的新问题,用新方法,靠自己的思路去解决。用别人没有用过的方法,去解决别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企业采取哪种管理模式都没有关系,不管什么样的管理模式,目的都离不开通过适当的机制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强企业的战斗力和快速反应能力。进一步说,管理的创新并不在于模式,每一种模式的区别都不大,关键是要有适应性,灵活性。正泰对管理模式的要求是: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能动性,把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把绩效考核体系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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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型企业已占据经济总量的主流,这些成长型企业非常需要适合他们快速灵活的业务管理变化的信息化管理工具,而且这些企业应用的最大特点就是快速、高效、低成本地解决他们的灵活多变的业务管理需求。一个成长型企业不能停下来搞信息化,他们需要在发展中解决管理上的各种问题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 徐少春

   在我们的业绩当中,70%左右是来自中小型企业客户的收入,30%左右来自于中大型企业。我们的定位也是将中小企业市场视为“主战场”,同时以高端产品,服务于大中型企业中的成长型企业。

   有的国外软件厂商认为“国内的中小型企业,不了解自己的需求”。其实,我认为,中国的中小企业的领导人有极强的学习能力,他们清楚地知道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管理当中存在的问题,但是不了解怎样去解决,也不了解“什么样的IT解决方案能够对他有所帮助”。

   ERP供应商应该能够理解客户的管理模式的独特性。根据这种独特性,再向客户提供咨询的意见和建议,最终做决策还是企业,因为他是总经理,掌握了很多企业内部的信息,能够做出合适的决定。所以我们不能去替客户做他擅长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中小型企业的特点是什么?发展迅速。所以他们需要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ERP产品。很少有中小型企业一次全部“埋单”,因为中小型企业CEO知道如何节约投资,会循序渐进地实现配套应用。这就要求ERP厂商能够为客户提供整体规划,并站在更高的角度替客户设计他的管理体系。

   某些国外软件厂商表示“要把全球最佳业务实践提交给国内的中小型企业”。其实“管理没有最佳的,在复杂多变的当前时代,一切因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变是世界的本质,管理本质上就是于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彰显应变能力,动态多变的商业世界没有所谓最佳的管理,特定情况下最合适的就是最好的。”无论从商业模式、资金积累还是管理基础等各个方面,国内外的中小型企业都存在着天壤之别。

   首先,商业环境不一样。国外的中小型企业很多都是为大企业做配套,形成一个供应链,是一个产业生态链上的一环。但是在国内中小型企业更多是孤立的公司,业务多样性和复杂性大大超过国外同类企业。比如,在中国独特商业环境下的企业资金集中管理问题,国外的企业依赖于国外的银行资金管理系统来解决,其软件产品设计中就没有这样的功能,而置身于中国独特商业环境下的企业,尤其是集团化企业,其资金管理不能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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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资金管理系统来解决,这是它们实实在在的业务管理需求。中国软件厂商的优势就是了解这样一个环境下的企业需要什么。

   其次,将国外那些管理实践的应用简单复制到国内事实上不可能成功。应该把中国中小型企业当中最佳的业务实践总结一下,因为在这个市场里面这个环境里面产生成功的企业,把他们的需求整理以后,比提炼国外客户需求产生的管理经验更适合中国本地的企业。我认为本土市场取得成功的企业更值得国内企业学习。当然我们要借鉴或者是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思想,但是我们要学他们的精髓,而不是说去学他的“形”。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大规模增长,成长型企业占据经济总量的主流,而中小型企业市场又是近十年来增长最快,最具发展潜力的市场。成长型企业的特点是没有很长的历史,但业务增长非常快,经营策略与业务管理灵活性相当强,这也是它们相对于大型企业,尤其是相对于背着历史包袱的成熟型大企业(业务规模与模式已定型、很难改变)的竞争优势,这些成长型企业非常需要适合他们快速灵活的业务管理变化的信息化管理工具,而且这些企业应用的最大特点就是“快速、高效、低成本地解决他们的灵活多变的业务管理需求。”一个成长型企业不能停下来搞信息化,他们需要在发展中解决管理上的各种问题。

   所以我们常常讲,“快速配置,快速实施,快速应用和快速见效”。现在已经成为客户选择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也是未来竞争优势的体现。

   快速配置的关键在于中间件。这也是未来厂商竞争的关键。从整个软件产业来说,“有效共享,突破效率是产业的命脉”。

   我们希望中国的管理软件产业在帮助中国企业成功的同时有更大发展。

   中国企业要真正面向世界,就不能停留在“Made in china”的阶段,而是要达到“Brand in china”和“Creative in china”,中国品牌和创新体现的原创力才是竞争力的核心。

   中国特色的“特”其实也是一种创新,中国企业要有自己的个性才能生存和发展,绝不意味着拒绝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中国特色的真谛是中西合璧,在借鉴西方管理思想的同时,把握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再过五年、十年,这样耕耘出来的中国模式可能成为世界上先进的一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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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是一门实践学科,只要能审时度势、理性务实地在自己的公司环境中演绎符合公司成长规律的有自己特色的企业管理哲学,公司的发展就有了坚实的保障¬

   ——新浪CEO兼总裁 汪延

   管理哲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由于各国管理者的文化与思维有着鲜明而迥异的民族特性,因此管理哲学不一样,表现出来的管理行为也有所不同。但我认为在现代商业环境与竞争中,尤其是国际化趋势日益显著的情况下,“中国式管理”不应该是单纯的、传统的、中国化的,而应该是站在中国文化与管理历史角度,以中国的管理哲学来运用西方的管理科学,把西方的制度化管理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这样才有竞争力。正如当初亚洲借鉴典型的西方管理理论——戴明的管理思想,把其质量管理与本土文化相结合——质量管理需要的是服从文化,需要精益求精、高度责任感和荣誉感,这些恰好是亚洲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两者的结合造就了亚洲公司在国际市场角逐的竞争优势。

   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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